水调歌头

水调歌头：词牌名。调名来源自《水调》曲。《水调》曲，隋炀帝所制也。唐·刘鼎卿《隋唐嘉话》：「炀帝凿汴河，自制《水调歌》。」宋·王颐堂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引《脞说》：「《水调》《河传》，炀帝将幸江都时自制，声韵悲切，帝喜之。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：『不返矣，《水调》《河传》但有去声。』」《〈樊川诗集〉注·卷三·〈扬州〉诗》「谁家唱《水调》」句自注亦云：「炀帝凿汴河成，自造《水调》。」然《水调》究制于开汴河前或汴河开成後，三家说法不一，但为炀帝自制，则无异辞。逮唐，《水调》已为传唱不衰之名曲。盛唐王龙标有《听流人〈水调子〉》诗：「岭色千重万重雨，断弦收与泪痕深。」唐·段安节《乐府杂录·歌》：「开元中，内人有许和子者，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，开元末选入宫，即以永新名之，籍于宜春院。既美且慧，善歌，能变新声。……洎渔阳之乱，六宫星散，永新为一士人所得。（金吾将军）韦青避地广陵，因月夜凭阑于小河之上，忽闻舟中奏《水调》者，曰：『此永新歌也。』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。青始亦晦其事。」可见《水调》为时人所熟。玄宗本人亦喜听此曲，奔蜀之前，登楼置酒，令善唱《水调》者登楼而歌，「闻之，潸然出涕」（唐·李朱崖《次柳氏旧闻》，唐·郑延美《明皇杂录》）。中唐白乐天有《听〈水调〉》诗：「不会当时翻曲意，此声肠断为何人？」晚唐罗昭谏亦有《席上歌〈水调〉》：「若使炀皇魂魄在，为君应合过江来。」至五代北宋，《水调》仍在传唱。宋·郑仲贤《南唐近事》载「（元宗）尝乘醉，命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辞》进酒。」南唐冯正中《抛球乐》亦有「《水调》声长醉里听」之句。北宋·张子野《天仙子》之「《水调》数声持酒听」更为人所熟。与子野同时而略晚的刘原甫《公是集》有《扬州闻歌》诗：「淮南旧有《于遮》舞，隋俗今传《水调》声。」一曲传唱四五百年，其魅力可见矣。唐时《水调》有大曲、小曲之分。大曲《水调》歌，「凡十一叠，前五叠为歌，後六叠为入破。其歌，第五叠五言调，声韵怨切。故白乐天诗云：『五言一遍最殷勤，调少情多似有因。不会当时翻曲意，此声肠断为何人？』」（《乐府诗集·卷七十九·〈水调〉歌》）按，《乐府诗集》所载十一叠《水调》，第一至第四叠（遍）歌为七言，第五叠为五言；入破第一至第五为七言，第六辙又为五言。《水调》小曲，为单曲歌唱参任半塘《唐声诗·下编卷十三》。王龙标所听《水调子》即是小曲。时《水调》主以笛奏，唐大曲《水调》第二叠歌辞即说「笛倚新翻《水调歌》」，冯正中《采桑子》：「《水调》何人吹笛声？」「唐又有新《水调》，亦商调曲也。」（《乐府诗集·卷七十九·〈水调〉歌》）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引白乐天《看采菱》诗所言「时唱一声新《水调》，谩人道是《采菱歌》」，即指「《水调》中新腔」。唐代《水调》，又指音调名，即一部乐之总名非一曲之专名。《唐会要·卷三十三》所载「南昌商，时号『水调』」，即指音调而言。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：「《理道要诀》所载唐乐曲，南吕商时号『水调』。予数见唐人说『水调』，各有不同。予因疑『水调』非曲名，乃俗呼音调之异名，今决矣。……《外史梼杌》云：『王衍泛舟巡阆中，舟子皆衣锦绣，自制水调《银汉曲》。』此『水调』中制《银汉曲》也。」王衍所制《银汉曲》，属「水调」乐部中之曲，故《银汉曲》前冠以「水调」。毛稚黄《填词名解·卷三》据此亦云：「水调者，一部乐之名也；《水调歌》者，一曲之名也。」《水调歌头》则是截取大曲《水调》之首章另倚新声而成。《填词名解》：「歌头，又曲之始音，如《六州歌头》、《氐州第一》之类。《海录碎事》云：『炀帝开汴河，自造《水调》，其歌颇多，谓之『歌头』，首章之一解也。顾从敬《诗馀笺释》云：『明皇欲幸蜀时，犹听唱《水调》，至「唯有年年秋雁飞」，因潸然，叹峤真才子！不待曲终。』水调曲颇广，因歌止首解，故谓之『歌头』。或云南唐元宗留心内宠，击鞫无虚日。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》词，但唱『南朝天子爱风流』一句，如是数四，以为讽谏。後人广其意为词，以其第一句，故称『水调歌头』云。」《水调歌头》与唐人《水调》所属宫调不同：唐《水调》，属商调曲；宋《水调歌头》，则为中吕调（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）。故《词谱·卷二十三》：「凡大曲歌头，另倚新声也。」毛东堂词名《元会曲》，张芸窗词名《凯歌》，吴梦窗词《江南好》，贺方回词名《台城游》，汪相如词名《水调歌》，姜白石词名《花犯念奴》，明杨升庵词名《花犯》。双调，九十五字，前後阕各四平韵。亦有前後阕两六言句夹叶仄韵者，有平仄互叶几于句句用韵者。
调注：傅子立注：「公旧序云：『余去岁在东武，作《水调歌头》以寄子由。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馀日，过中秋而去，作此曲以别。余以其语过悲，乃为和之，其意以不早退为戒，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。』」刘尚荣按：「子由所作『此曲』为《水调歌头·徐州中秋》。」《东坡外集》词末注：「此与曹炜『落日寒垣路』同调也，醉後思我，请令泸女歌之。」
彭门：龙榆生笺引《钦定大清一统志·卷六十九·徐州府》：「徐州府，《禹贡》徐州之域，古大彭氏国。春秋属宋为彭城邑。战国属楚。秦置彭城县。汉元年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都此（《货殖传》：『沛郡、汝南为西楚，彭城以东傅海为东楚，文颖曰：项羽都之，谓之西楚』）；五年属汉，为楚国，地节元年改曰彭城郡；黄龙元年，复曰楚国。後汉章和二年，改曰彭城国。三国魏始移徐州来治。晋亦曰徐州彭城国，义熙七年改曰北徐州。宋永初二年，复曰徐州彭城郡。後魏因之。北齐置东南道行台。後周置总管府。隋开皇初郡废，七年行台废；大业四年，府废，复曰彭城郡。唐武德四年，复曰徐州兼置总管府；贞观十七年，府罢；天宝初，复曰彭城郡；乾元初，复曰徐州属河南道（《唐书·方镇表》：『建中二年，置徐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，治徐州。兴元元年，废。贞元四年，置徐泗濠三州节度使，治徐州。十六年废。』）；元和二年，置武宁军节度使；咸通三年，罢；十一年，改置感化军节度。五代晋复曰武宁军。宋亦曰徐州彭城郡武宁节度使，属京东西路。金属山东西路，贞祐三年，改隶河南路。元至元二年，省彭城县，入之降为下州，属归德府；至正八年，升徐州路；十二年降为武安州。明初复曰徐州属凤阳府；八年属南直隶。」
「安石在东海，从事鬓惊秋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晋谢安字安石，少栖迟东土，放情丘壑。及仕进之时，年已四十馀矣。」刘尚荣按：「事详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。」龙榆生笺引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：「谢安，字安石，……少有重名，……栖迟东土，……放情丘壑。……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，总籓任之重。安虽处衡门，其名犹出万之右，自然有公辅之望，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。安妻，刘惔妹也，既见家门富贵，而安独静退，乃谓曰：『丈夫不如此也？』安掩鼻曰：『恐不免耳。』及万黜废，安始有仕进志，时年已四十馀矣。」从事，《东坡外集》作「从仕」。
「中年亲友难别，丝竹缓离愁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安石尝谓王羲之曰：『中年已来，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』羲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如此，顷衹赖丝竹陶写，常恐儿辈觉，损欢乐之趣。』」刘尚荣按：「详见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、《晋书·卷八十·王羲之传》。」龙榆生笺引《晋书·卷八十·王羲之传》：「谢安尝谓羲之曰：『中年以来，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』羲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顷正赖丝竹陶写，恒恐儿辈觉，损其欢乐之趣。』」
功成名就：傅子立注：「《老子》：『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』」刘尚荣按：「句见河上公注《老子道德经·卷上·第九章》。王弼注《老子道德经·第九章》作『功成身遂天之道。』」
「准拟东还海道，扶病入西州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安石东山之志始末不渝。及镇新城，欲经略粗定，即江道东还。志未就，遇疾。诏还都门，当入西州门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因怅然谓所亲曰：『吾病殆不起乎！』」刘尚荣按：「详见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。」龙榆生笺引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：「安虽受朝寄，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于言色。及镇新城，尽室而行，造泛海之装，欲须经略粗定，自江道还东。雅志未就，遂遇疾笃。上疏请量宜旋旆，……诏遣侍中慰劳，遂还都。闻当舆入西州门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因怅然谓所亲曰：『昔桓温在时，吾常惧不全。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，见一白鸡而止。乘温舆者，代其位也。十六里，止今十六年矣。白鸡主酉，今太岁在酉，吾病殆不起乎！』乃上疏逊位，诏遣侍中、尚书喻旨。先是，安发石头，金鼓忽破，又语未尝谬，而忽一误，众亦怪异之。寻薨，时年六十六。」
困轩冕：明刊《苏集》、《苏长公二妙集》本作「因轩冕」。傅子立注：「一作『傲轩冕』。」龙榆生笺：「《庄子·缮性》：『今之所谓得志者，轩冕之谓也。轩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傥来，寄者也。』张曲江《商洛山行怀古》诗：『避世辞轩冕，逢时解薜萝。』」
沧洲：傅子立注引唐·杜子美《奉赠卢五丈参谋琚（jū）》诗：「辜负沧洲愿。」刘尚荣按：「原作『沧州』，傅注引杜诗亦作『沧州』，今据元延祐本及《杜诗详注》改。按『沧州』，地名，与词旨无涉；「沧洲」谓海滨，隐士居处也，与『安石在东海』意暗合。」
褐裘：傅子立注引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：「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」又引扬子《法言·卷七·寡言》：「大寒而後索衣裘，不亦晚乎？」
「惟酒可忘忧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晋顾荣谓张翰曰：『惟酒可以忘忧，但无如作病何耳！』」刘尚荣按引《晋书·卷七十八·顾荣传》：「顾荣，字彦先，吴国吴人也，为南土著姓。……恒纵酒酣畅，谓友人张翰曰：『惟酒可以忘忧，但无如作病何耳。』」
刘玄德：沈钞本、清钞本避清帝讳改作「刘元德」，今据元延祐本复原。以下沈钞本、清钞本凡讳字改「玄」为「元」者，径予复原不再出校。
「一任刘玄德，相对卧高楼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《三国志》：『陈登字元龙。许汜曰：「陈元龙湖海之士，豪气不除。」刘备问汜：「君言豪，宁有事邪？」汜曰：「昔过下邳，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，久不与语。自上大床卧，使客卧下床。」备曰：「天下大乱，望君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，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楼上，卧君于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间邪？」』玄德，备字也。」刘尚荣按引《三国志·卷七·〈魏书·陈登传〉》：「陈登者，字元龙，在广陵有威名。又掎角吕布有功，加伏波将军，年三十九卒。後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，表与备共论天下人，汜曰：『陈元龙湖海之士，豪气不除。』备谓表曰：『许君论是非？』表曰：『欲言非，此君为善士，不宜虚言；欲言是，元龙名重天下。』备问汜：『君言豪，宁有事邪？』汜曰：『昔遭乱，过下邳，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，久不相与语，自上大床卧，使客卧下床。』备曰：『君有国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乱，帝主失所，望君忧国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，是元龙所讳也，何缘当与君语？如小人：欲卧百尺楼上，卧君于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间邪？』表大笑。备因言曰：『若元龙文武胆志，当求之于古耳，造次难得比也。』」

这首词上阕咏史，写东晋谢安的经历，意在「以不早退为戒」，下阕述怀，设想早日「退而相从之乐」。这首词表现了作者隐退的决心，不希望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束缚，也表现了兄弟二人手足情深。
上阕咏史，写东晋谢安的经历，意在「以不早退为戒」。发端明点「安石」，领起上半阕。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，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，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。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：他本来隐居会稽，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，令人吃惊。再写人情的难堪：人到中年，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，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。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：「一旦功成名遂，准拟东还海道」。语气多么肯定，多么坚决，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「安虽受朝寄，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于言色」（《晋书》）数语准确的表述。而结果却是「扶病人西州」，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「遗恨」。这种「遗恨」，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——「不早退」。词中的「困轩冕」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，实际上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）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下阕述怀，设想早日「退而相从之乐」。换头「岁云暮」三字承上转下，「岁暮」当指年华老大，「早计」是对「遗恨」而言，其内容便是「要褐裘」，亦即辞官归隐，过平民生活。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：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，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、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，可以随意逗留，尽情游乐，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，一层：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，——衹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，二层：这样，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，那就悉听尊便好了，我们衹管走自己的路，三层：这种种设想，情辞恳切，言由中发，有如骏马驻坡，不可遏止，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「相从之乐」的夙愿。「我醉歌时君和，醉倒须君扶我」，极写想象中「退而相从之乐」的情态，简直是对二人的「合影」。篇末「一任刘玄德，相对卧髙楼」两句，反用典故，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，而衹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，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。
同《南乡子·东武望馀杭》、《醉落魄·分携如昨》、《减字木兰花·贤哉令尹》等词作一样，这首词着重表现了东坡前期思想的另一面，虽然「功成名遂」尚未实现，出仕思想仍占上风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，却是可以肯定的。早在嘉祐五年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，即有「夜雨对床」，「为闲居之乐」（苏颍滨《逍遥堂会宿二首》引、《再祭亡兄端明文》等）的口头约定，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，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，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。不过，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，最终还是没有实现。苏颍滨词中的「但恐同王粲，相对永《登楼》」，倒成了他们此後生活的写照。

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，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，中年难与亲友别，唯有丝竹缓离愁。一旦功成名就，准备返归东海，谁料抱病入西州。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，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。
既已年高衰朽，便当及早划筹，要做百姓穿粗裘。返回故乡遵迢千里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。酒醉放歌君相和，醉倒在地君扶我，只有醉时忘忧愁。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，我却甘愿身居平地，仰看他高卧百尺楼。